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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是如何找到的

来源:中国艺术资讯网 作者:King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7-11-16
摘要: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由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创作的名画,如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,而曾经,它五度入宫、四度出宫。甚至,它一度在战后的混乱中遗失。 本文讲述的就是流离失所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究竟是怎么被找到的,以及其中的曲折故事。 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

  《清明上河图》这幅由北宋宫廷画家张择端创作的名画,如今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,而曾经,它“五度入宫、四度出宫”。甚至,它一度在战后的混乱中遗失。

  本文讲述的就是流离失所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究竟是怎么被找到的,以及其中的曲折故事。

  “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的”

  1950年8月,沈阳。沈阳是中国东北的重要都市,曾是“后金”的首都,称为“盛京”,伪满洲国时名为“奉天”,由努尔哈赤建立。位于沈阳市中心的东北博物馆(辽宁省博物馆的前身,于1959年改名)的仓库,年轻的杨仁恺站在这里。杨仁恺后来成为中国知名文物鉴定家,有着“人民鉴定家”、“鉴定大师”的称号。此时杨仁恺的职衔是“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处研究室研究员”。在伪满洲国政府垮台后,从伪满洲国政府流出了大量绘画和陶瓷到市场上,甚至有了专门的“东北货”之称。其中有许多赝品或仿本,当然也有精品中的精品。杨仁恺的工作就是把仓库中的文物一一鉴定,分出真品与赝品。

  杨仁恺1915年出生于四川,连大学也没读过,是个小地方的教师。如果没有战争,他可能就在故乡四川终其一生。然而动荡的历史给了杨仁恺不同的人生。上世纪40年代初期,日本军队入侵中国,国民政府迁移到重庆。杨仁恺通过熟人的介绍,来到重庆出版社工作,担任艺文杂志《说文》月刊的编辑。考古学者卫聚贤是《说文》的总编辑,他曾参与那个时期多处古迹的挖掘工作。当时在卫聚贤周遭尚有郭沫若、商承祚等文化界人士,也一起疏散到重庆。因此,杨仁恺有机会和这些人熟悉起来,增长了中国美术的相关知识。那时担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特别喜欢杨仁恺。当时故宫文物从北京的博物院疏散到四川省,马衡也在重庆。杨仁恺从马衡身上学到中国艺术的入门知识,经常浏览宋代、唐代的珍贵古书画。

  1945年日本投降后,时局动荡,《说文》停止发行。杨仁恺为了找工作搬到北京,想凭着自己在中国艺术方面的知识糊口度日。因此他到著名的古董街“琉璃厂”附近的古董店工作,在那里训练了自己鉴识文物的眼光。后来他自称“我是在琉璃厂大学毕业的”,并引以为傲。1950年起,他移居沈阳,在东北人民政府的文化部任职。当时的东北博物馆存有世界最大的丛书《四库全书》,他常常前去帮忙整理。

  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

  在东北博物馆的仓库内,摆在杨仁恺面前有三张几乎相同的画卷,都叫做《清明上河图》。这幅画的仿本和赝品极多,真迹大家都认为已散佚不见。包括杨仁恺在内,没人会想到真迹就在这里。人们以为这三张画顶多就是明代时画的、品质比较好的仿本,回流到收藏品较少的博物馆中,没有什么好期待的。开始鉴定的杨仁恺,打开第一张《清明上河图》,一看就知道是赝品,完全没有价值。接着鉴定下一张,博物馆内其他同事曾说“说不定是真迹”,果然,一眼瞄过,就知道是好东西。杨仁恺原本认为是“明代的作品”,但是品质相当好,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迹。先选到“收藏”这一边。

  到了最后一张画。之前已经听说“是赝品的可能性很高”,他没有多想就把画摊开,突然背脊感到一阵凉意,脸上露出笑容光彩,不假思索地大叫,“就是这个!”各个时代的中国绘画各具特色,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偏好的笔法和颜色。很明显,眼前这张是宋代的绘画。在中国,对宋代的绘画评价极高。因为年代久远加上数量稀少,宋代留下的高水准名作被称为中国绘画的最高峰。当时东北博物馆几乎没有宋代的画,了解宋代绘画的人很少。而杨仁恺因为马衡曾让他鉴赏过许多宋代的画,又在北京的古董街培养了眼力,因此知道手边的作品就是宋代绘画。

  “这绝对不是仿本或摹本,这很可能是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真迹。”杨仁恺也避免骤下结论,先找到所有能搜寻到的资料,调查张择端所描绘的《清明上河图》。当时应该没有附照片的书籍图鉴,他参考的是《东京梦华录》这类的文献资料。宋代分为北宋和南宋两个时代,《清明上河图》是在北宋末期画的。《东京梦华录》记载了居住在北宋首府开封的孟元老,在北宋灭亡后怀念开封的繁华,巨细靡遗地记录下当时开封的样貌,是部非小说类作品。《东京梦华录》里所描写的开封,有着仓库等和画里一致的地方,这引起了杨仁恺的注意。经过慎重查证,这幅画被判定为真迹。

  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美术史上,可称为“最大发现”的一瞬间。

  真迹如何流到东北,有三种可能

  为何《清明上河图》出现在东北?得从辛亥革命谈起。1912年清政府倒台,中华民国政府为了避免增加情势的混乱,允许末代皇帝溥仪留在紫禁城宫内。旧宫廷的费用开销相当大,新政府采取限制预算的措施,如果不变卖清朝蓄积了二百七十年的文物,紫禁城里根本没办法维持生活。眼看前景惨淡,溥仪在还是紫禁城主人的期间,就把手上中华文明精华的珍品带出宫外。他也以“恩赐”的名义交给弟弟溥杰,让其偷偷地一点一点拿到市面上卖。依据后来发现的《恩赏目录》,至少有一千件以上唐代到清代的贵重字画由溥杰运出去。《目录》 中也包括张择端的《清明上河图》,究竟溥仪是否在知情的状况下将此事交给溥杰,尚不得知。

  历史很有意思:如果溥仪当初没有把它带出宫外,《清明上河图》 大概就会随着蒋介石在1949年到了台湾地区。历史并不是如果。事实上,从北京紫禁城运出的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,先到了天津,后来溥仪到伪满洲国当皇帝,又将之运到伪满洲国的首都新京(现在的长春),收藏在皇宫内。

  1945年日本投降后,溥仪携带大量文物想逃亡到日本,但被前苏联军队拦下,送到西伯利亚,再转到中国接受思想改造。从1945年直到杨仁恺1950年在沈阳发现真迹的这段时间,谁也不知道《清明上河图》遭遇了什么样的命运。这也是这幅画的许多谜团之一。2011年秋天的沈阳,寒流来袭,气温降到零摄氏度以下。为了详细了解杨仁恺“发现”的经过,我来到沈阳。因为杨仁恺已经过世,所以拜访了几位相关人士。杨仁恺在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之后,一举成名。他从辽宁省博物馆职员,晋升为副馆长。退休后也享受终身名誉馆长的待遇,于2008年过世。在辽宁省博物馆,我和师从杨仁恺的博物馆前研究员戴立强见面。

  这天是星期一,博物馆休馆。他在博物馆负责裱装工作,个性严谨,谦称自己是一边动手裱装一边学习专业知识,四十几岁以后才获得杨仁恺的肯定,晋升为研究人员。在杨仁恺手下,戴立强负责《清明上河图》《姑苏繁华图》等研究工作,《姑苏繁华图》也是这个博物馆收藏的清代名画。戴立强2010年从博物馆退休。依据戴立强的说法,从1945年伪满洲国倒台到1950年杨仁恺“发现”的这5年间,《清明上河图》处于什么样的状态,被推测为以下三种可能性。

  第一,溥仪意图逃亡日本,从宫廷带出的好几个行李箱中装有古董和饰品,《清明上河图》也包括在内。溥仪在机场被前苏联军队逮捕收押,《清明上河图》 被交给当时的东北民主联军(后来并入人民解放军),再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。

  第二,在东北的一位解放军参谋长,名叫张克威,他喜爱文物,在长春的市场上偶然买到《清明上河图》,后来寄赠给东北人民银行。

  第三,溥仪的随员带着《清明上河图》等文物,后来和溥仪分开,自己逃亡,在大栗子沟这个地方被东北民主联军逮捕,文物被移交给东北人民银行保管。

  戴立强说,这三种状况以第一种的可能性最高,但是没有相关资料,很难查证。他笑着说:“我现在没办法确定哪一种状况是真的,每种说法都缺乏关键性的证据,都有弱点,马上就会被反驳。”

  避开了永远的“消失”

  可以想象,在那些动荡的岁月,《清明上河图》丢失、被烧毁、无从寻觅等都有可能。幸而,《清明上河图》逃过一劫,在1950年时被杨仁恺找到,避开了永远的“消失”。杨仁恺对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的“伟业”,不太在公开场合提起。他生前曾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的专访中直率地说:“溥仪带了三幅《清明上河图》,到底哪一件是真迹,溥仪自己也不清楚,我不过是因为具备经验和知识,所以知道哪幅是真迹。”杨仁恺的代表作《国宝沉浮录》中,有关《清明上河图》的叙述也很短,让读者有种避重就轻的感觉。

  沈阳画家王成,曾经担任杨仁恺的秘书,他说:“他是个具有专业技师气质的人,认为自己只是在做专业的工作,对于周遭的人以特别的眼光看待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件事,他一点也不觉得高兴。在发现《清明上河图》以后,在东北发掘出堆积如山的古董,他认为这些对于国家的贡献反而更重要。”如王成所说,杨仁恺不只是发现了《清明上河图》,他的一生都奉献给了找寻“消失的名画”。

 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一些企业或个人收藏的“东北货”,一下子都流到了市面上。听到这样的消息,杨仁恺以沈阳的博物馆为据点,来回穿梭于长春、营口、天津、锦州等城市,鉴定和收购文物。在当地,伪满洲国士兵曾进入溥仪居住的伪满洲国宫廷掠夺文物的事情,广为人知。那些掠夺者多数住在东北,为了钱就随便抛售文物。当时杨仁恺的工作就是依据这些信息,跑到这些人家里进行制止,说服他们“偷来的是不义之财,还给国家才有道理吧”。通过这样的方式征集到的文物件数,据说超过一千件。这些失而复得的文物,大部分都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,一部分“绝品”则被移送到北京故宫博物院。

  辽宁省博物馆的收藏品都有编号,从第一号到十三号都不在馆里,已被移至故宫等中央级机关。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的是第十三号以后的文物。而杨仁恺发现的名作,都是国家一级文物的国宝级作品。“当时中国各地的博物馆都苦于收集文物难,而辽宁省博物馆因杨仁恺搜集到的珍品,显得很有分量。”王成这么说。回望历史,我们可以看到,杨仁恺的人生以及他和《清明上河图》的相遇,其实都有着历史变化的力量。历史、政治、个人的复杂交错,从《清明上河图》这一张画就可以反映出来。

  杨仁恺的长子杨健,生于1948年,在研究机构的技术部门上班,过去对于父亲的功绩不太关心。当他父亲过世时,见到许多人前来吊唁,才对自己的无知感到羞愧,而将父亲的朋友及同事们寄来的文章集结成一本很厚的纪念集。在家中和我见面时,杨健说:“我父亲一生都在追寻散佚的文物。”他是寻找散佚文物的猎人,捕获的第一件猎物就是《清明上河图》,也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收获。

责任编辑:King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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