首页 资讯 关注 名家 名品 机构 教育 图片 视频

轶闻

旗下栏目: 聚焦 市场 评论 轶闻

徐邦达故事轶闻三则

来源:中国艺术资讯网 作者:King 人气: 发布时间:2017-11-16
摘要:故事一:徐邦达是中国艺术的国宝 《高呼与可》、《出师颂》是故宫(微博)博物院的镇院之宝。而这些绝代佳作,正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,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。从18岁买下第一张画始,徐邦达在80余年里,已为国家鉴考、收购、征集传世名迹三四万件。1950年,徐邦

  故事一:“徐邦达是中国艺术的‘国宝”

  《高呼与可》、《出师颂》是故宫(微博)博物院的镇院之宝。而这些绝代佳作,正是因为徐邦达的慧眼,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。从18岁买下第一张画始,徐邦达在80余年里,已为国家鉴考、收购、征集传世名迹三四万件。1950年,徐邦达被调到中央文化部文物局(今国家文物局)任文物处业务秘书。这个时期,经徐邦达等专家鉴定留下来的数千件古书画作品,后来均拨交给了故宫博物院,成为该院古书画收藏中的基本藏品。

  新中国初创时,故宫博物院所藏文物仅是昔日紫禁城藏品的十分之一。为使故宫博物院绘画馆藏品尽快丰富起来,徐邦达与同事踏访全国80%以上的县城。元代著名书画家赵孟頫的画作传世甚少,仅存的几幅画卷皆为皇室收藏,《水村图》就是其一。1953年的一天,徐邦达无意间发现了《水村图》的线索,并一直查到东北一个叫做大栗子沟的地方,他委托当地文物机构代为买下,确认无误后由国家购回并收藏。就这样,在短短数年间徐邦达发掘和抢救了3700件书画。 “文革”期间,徐邦达总结多年来从事古书画鉴定的经验体会,完成了他的第一部著作《古书画鉴定概论》的初稿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徐邦达重返故宫博物院,想到的第一件事还是为国家鉴考征集古书画作品。1983年,国务院委托国家文物局甄别各地文博单位所收藏的历代书画,徐邦达等人历时数年完成这项重任,并承担培养后学之责。20世纪80年代以后,徐邦达多次出访欧洲和北美,考察海外流失中国书画并与国外专家进行学术交流。 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将徐邦达称为中国艺术的“国宝”:他将文献考据与图像有机结合起来,系统地建立了古代书画的鉴定标尺,真实地还原了中国书画史的发展脉络。“而更重要的是,徐邦达是将古书画鉴定与研究科学结合的第一人,作为中国古代艺术研究者和古书画鉴定家,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。”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李文儒说。

  故事二:更应称呼他为“徐一寸”

  在中国古文物的鉴定当中,古书画是公认最难的一门。“即便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,也还未能找到一种鉴定书画作品、万无一失的科学手段,只能依靠传统方法,凭借鉴赏家的经验和眼力。”李文儒说。 20世纪30年代,徐邦达发现乾隆皇帝曾经御笔亲题为真品的《富春山居图》实为赝品。《富春山居图》是元代著名书画家黄公望的一幅名作。乾隆年间,一幅《富春山居图》被收藏进宫,乾隆对此画大加叹赏,谁料这幅画竟是伪作。后来真画进了宫,乾隆觉得颜面无光,便在真画上题字示伪,故意颠倒是非。20世纪30年代,徐邦达看到了这两幅《富春山居图》,经过仔细考证,他推翻了定论,还历史以真实面目。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,郭熙的《溪山行旅图》、黄公望的《雪夜访戴图》、王渊的《桃竹雉鸡图》都是他在故纸堆中寻到的宝贝。

   作为传统鉴定方法的集大成者,徐邦达有着一双“赏鉴家的慧眼”。几十年前在哪儿见到过的书画,几十年后再见时,徐邦达依然记忆犹新。有人认为这种非凡的记忆力是天赋,可他自己认为“只在用心”。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资料烂熟于心,才有古书画作品过目不忘,鉴定时的得心应手。 徐邦达把古书画的鉴定析为“鉴”与“考”两个概念。“鉴”即是通过众多的作品相互比较,进行目力检测,推知真伪。“对于大量存世的明清时代的书画,目鉴尤为重要。但要达到目鉴的准确性,鉴赏者非见之众多不可。”他的弟子、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杨新说。但是,对于时代较远或是某些难于明了的书画,需要广为搜集有关文献和其他旁证材料,详加审订考据,方才得以明辨是非。“徐先生博闻强识,每对一件疑难作品进行考据时,爬罗剔抉,条分缕析,其所论所断,使人折服。”杨新说。 一次,一位来访者将画轴徐徐展开,刚看到一片竹叶的梢头,徐邦达便脱口而出:“李方膺!”画轴展开,果然是“扬州八怪”之一李方膺的作品。很多书画卷刚打开半尺,徐邦达就已经说出了与此画有关的一切,以致有“徐半尺”的雅号。而他的弟子们说,其实更应称呼他为“徐一寸”,因为书画卷往往展开寸许,徐邦达便已知真伪。 “鉴定是一门科学。” 徐邦达常说。在他看来,书画鉴定不仅需要通古博今的才智,更需要实事求是的品格。不少人曾用重金收买他,希望他指假为真,换取暴利,他皆断然拒绝,“现在艺术品市场上鱼龙混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,鉴定家、研究者缺乏实事求是的品格和坚持真理的精神,在这一点上,徐邦达尤其值得我们学习。”李文儒说。

  故事三:“徐邦达对艺术爱到入骨两百分”

  据滕芳回忆,“我们常说爱到入骨三分,但是徐邦达对艺术是爱到入骨两百分,甚至连做梦都离不开字画。” 20世纪80年代,艺术品市场日渐活跃,许多古书画佳品被送进了拍卖行。徐邦达对此忧心忡忡,担心文物珍品通过拍卖的渠道“合理合法”地流失。一次,他得知曾流失民间的“清代四僧”之一石涛的《高呼与可》要上市拍卖,便四处游说,希望国家出资买下这一珍品。 恰巧那些天,滕芳正要见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李瑞环,希望政府能为他们的“斗室”想想办法。徐邦达得知,对着滕芳又是哀求又是作揖,拜托她“莫提住房,只提希望政府想办法收购《高呼与可》。” 第二天,徐邦达进门就谈购买《高呼与可》的事:“新中国初期,国家经济比现在困难得多,但仍拨出巨款将‘三希堂’珍藏的三部稀世字帖中的两部买了回来。现在我们更有能力抢救文物。”李瑞环当即表示《高呼与可》应该由国家购买,徐邦达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到了肚子里,出了门他拉着滕芳兴奋地说:“我替故宫谢谢你了!”

  1991年4月3日,徐邦达画展在台湾清韵艺术中心举行,功力深厚的山水画令宝岛为之倾倒。他18岁创作的摹本奚冈《松溪高逸图》现保存于加拿大,24岁创作的摹本张中《芙蓉鸳鸯图》现存于新加坡,皆是两家博物馆的珍宝。但是在此后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,他集中精力于鉴别古书画,一直未曾动笔创作。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,在亲朋好友的一再说服之下,他才重拾画笔。 “徐邦达总是说,没有共产党,就没有徐邦达。他这句话是发自肺腑,为新中国鞠躬尽瘁,他一往而情深。”滕芳说,“今天,在他的生命将要走到一百岁这个高峰时,我更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。”

责任编辑:King

上一篇:《清明上河图》真迹是如何找到的

下一篇:没有了